我就是列强 - 第354章 思想统一：新儒学

    第354章 思想统一：新儒学
    “你们退下吧。”
    徐煒挥了挥手，声音里带著挥之不去的沉鬱。
    阁老们躬身行礼，宽大的袍袖扫过金砖地面，窸窣作响，而后轻手轻脚地退出书房。
    厚重的梨木门掩上，將外间的议论声隔断，殿內只剩他一人，对著巨大的地图屏风站定。
    香炉里的龙涎香丝丝缕缕往上冒，在晨光里织成层朦朧的网，把那些朱红勾勒的疆域罩得愈发看不清眉眼。
    他缓步走到屏风前，指尖抚过最北端的库页岛。羊皮纸上用蝇头小楷標著“苦寒，多林，產貂皮”，墨跡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发褐。
    再往东，虾夷地的轮廓像片舒展的叶子，海参崴的港湾用深蓝色涂染，活像颗嵌在冻土上的蓝宝石，岸边標著密密麻麻的军寨符號—那是去年刚遣去的驻军，这会子许是正裹著羊皮袄，在寒风里搓著冻裂的手。
    “两百万平方公里————”徐煒低声念叨，指尖顺著海岸线南下。
    舟山群岛的渔火在图上用银粉点著，福建丘陵的茶田画成细密的波纹，台湾府的蔗糖园则是一片蜜糖似的金黄。
    往南，巴拉望岛的椰林用深绿勾边，棉兰老岛的火山口点著朱红，婆罗洲的原始丛林像块巨大的绿翡翠，边缘处写著“未开化土人”。
    往东，苏拉威西岛的港湾星罗棋布，马鲁古群岛旁画著几艘扬帆的商船，旁边注著“香料之地”。
    最远处的纽几內亚岛用虚线勾出轮廓，旁边潦草地写著“未探明，多瘴气”。
    中南半岛上，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如金色海洋，河仙镇的盐场標著雪白的方块，而暹罗的版图上，佛塔符號密密麻麻，看得人眼晕—单是那里的僧侣，就比魏国的官员多出三倍。
    这庞大的疆域里，挤著两千多万人口。
    华人、暹罗人、柬埔寨人、马来人、达雅克人————徐煒的指尖重重落在暹罗的中心地带，那里的佛教徒占了九成，寺庙的钟声比官府的政令还管用。
    “靠刀子是捆不住人心的。”他想起秦始皇。
    那位始皇帝横扫六合，修长城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表面上来看，秦二世一乱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转眼分崩离析。
    而实际上，秦始皇在世时，只是靠威望勉力维持，张良博浪沙刺杀，搜数月都找不到；刘邦芒碭山为盗而难剿————
    “得有个汉武帝才好啊。”徐煒嘆了口气。
    汉武帝用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，把儒家变成了治国的韁绳，硬生生將一个鬆散的帝国勒成铁板一块。
    魏国现在缺的，正是这样一根韁绳。
    等民族主义的浪潮从欧洲漫过来，这些岛屿怕是要像被浪头拍碎的礁石，各自飘零。
    这次留学生的思想风波，不过是个开头。
    魏国地处亚洲干字路口，商船往来如梭。
    码头的仓库里，西洋的钟表、火枪、布匹堆成小山，隨船而来的还有报纸、
    书籍，甚至有传教士偷偷带进来的《圣经》。
    想堵？除非像乾隆爷那样闭关锁国，可那样的话，不出十年，魏国就得变成列强嘴里的肥肉，就像隔壁的安南，被法国啃得只剩半条命。
    可不堵，思想的洪流迟早要衝垮堤坝。
    到底该用什么来做定海神针？
    一个国家的思想，就像唱戏的调子，得从头到尾一个调门。
    调子乱了，戏就唱砸了。
    徐煒想起凯末尔。
    那个土耳其的铁腕领袖，为了让国家世俗化，硬生生废掉了阿拉伯字母，改用拉丁字母，连老百姓的名字都得改。
    虽然后来宗教势力又抬头，可终究把土耳其拽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。
    还有印度的莫迪。
    明知道印度教里一堆糟糠，什么种姓制度、童婚陋习，却还是拼了命地推，无非是因为印度教是那块土地上最大的公约数，能把五花八门的族群勉强捆在一起。
    “魏国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？”徐煒敲著桌面，声音在空旷的书房里盪开，“儒家？佛教？还是回教？”
    答案几乎不用想。
    佛教在暹罗盛行，回教在南洋扎根，唯有儒家，虽不是所有人都信，却早已隨著华人移民渗透到官府、学堂、宗族祠堂。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儒家讲“君权神授”，讲“忠君爱国”，这对中央集权来说，简直是量身定做的韁绳。
    “寧愿思想烂”，也不能思想乱”。”
    徐煒拿定主意。
    烂了，还能慢慢缝补，凝成一条绳。
    乱了，就彻底散了。
    哪怕儒家有万般不是，至少能把权力牢牢攥在朝廷手里，这就够了。
    “看来得搞个魏国改良式儒家”。”他自语道，“以儒家为骨架，掺点西洋的实用主义，再加点仁政”的糖衣，让各民族都能咽下去。”
    光忙著扩张和建厂不行，得练练內功了，不然哪天打场败仗，內部一譁变，所有心血都得打水漂一就像歷史上的蒙古帝国，疆域虽大，却因为没有统一的思想，最后分崩离析。
    旨意一下，新京顿时成了学堂。
    翰林院的学士、江南的大儒、留洋回来的学者，被一股脑召集到一起，天天吵得不可开交。
    街头的茶馆成了第二会场。
    穿长衫的老学究拍著桌子骂“洋鬼子的学问是洪水猛兽”。
    留洋学生梗著脖子回“祖宗之法早就该扔了”。
    有次两个学者为“女子该不该上学”吵到动了手，一个扯掉了对方的瓜皮帽，露出光禿禿的后脑勺；一个撕破了对方的洋布衫，露出了一副排骨。
    “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——”叫声响了整条街。
    最后被警察叉著胳膊拖走，成了新京百姓好几天的笑料—连卖糖葫芦的都编了段顺口溜：“儒生打，洋生闹，打得学问满地跑。”
    首辅曾柏被推出来主持大局。
    这位老臣，一边要按住想动刀子的保守派，如有位大儒，竟说要“焚洋书，坑洋生”。
    一边要拉住想全盘西化的激进派—有个留英学生，主张“废汉字，用洋文”。
    一个月下来，曾柏咳嗽也重了，天天得喝三碗川贝雪梨膏才能撑住。
    终於，在一个飘著细雨的清晨，曾柏抱著一摞文稿，喘著粗气进了御书房。
    那些稿子用麻线捆著，足有半人高，封面上“论纲常与西学之融合”“復古革新辨”之类的標题，看得人眼晕。
    “陛下，学者们总算吵出了几个方案。”曾柏擦了擦汗，把文稿往案上一放，发出“咚”的闷响，震得砚台都跳了跳。
    徐煒瞥了眼那堆稿子，光看批註就知道有多囉嗦一有篇文章，光是引《论语》就占了三分之一。
    “念吧，捡要紧的说。”
    “是。”曾柏从袖中摸出个小本子，上面的字跡密密麻麻，边角都磨卷了，“大体分三派。”
    “第一派叫实补派。”曾柏扶了扶眼镜，念道，“他们说纲常名教”是汉人的根，君臣、父子这些规矩动不得，动了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    但又觉得儒家太虚”，得补点西洋的实”—一比如军工、科技、实业这些，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还说要把重农抑商”改成重商兴邦”，说子贡亦圣人徒，经商何错之有”。”
    徐煒眉梢一挑。
    这不就是晚清的洋务派吗？换汤不换药，骨子里还是觉得祖宗之法不能变。
    就像给旧马车换个新轮子，跑起来照样顛簸。
    “继续。”
    “第二派叫復古派。”曾柏顿了顿，像是觉得这名字荒唐：“他们说宋明理学、董仲舒那套全是歪经”，是儒门之贼”，得推翻了，回头学孔孟原文。
    还说要从《论语》里找出进化”平等”的意思——有个学者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就是平等”的雏形。
    他们主张保留以民为本”仁政”，把礼教扔了，甚至说要限君权，设议会”，说舜受尧禪，非君授，乃民授也”。”
    徐煒哑然失笑。
    这群读书人，玩来玩去还是那套“六经注我”的把戏，借著古人的嘴说自己的话。
    想把儒家改成哲学？听起来好听，可用来治国，怕是要像拿绣花针挑大樑，不顶用。
    “第三派叫务实派。”曾柏的声音低了些，像是怕触怒圣顏：“他们学的是明末黄宗羲那些人，讲究经世致用，说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。还说社会是变的，三代不同礼，五霸不同法”，制度也得跟著变，不能守旧。
    但他们也说要忠君爱国，只是————只是说忠君”和忠国”不是一回事，说国者，天下人之国，非一人之私產”。”
    徐煒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。
    务实派倒是有改革的样子，可说得太泛了，就像只说要“做饭”，却没说用什么食材，放多少盐。
    他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这三派，都差了点意思。”
    “实补派太保守，改不动根基；復古派太飘，成不了气候；务实派————太模糊，抓不住重点。”
    徐煒嘆了口气，指尖重重落在地图上的暹罗：“他们都没搞明白，魏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。这些方案，要么只盯著汉人，要么只顾著空谈，都没有能把暹罗人、柬埔寨人、马来人都捏合起来的本事。”
    曾柏也嘆了口气，咳嗽了两声：“陛下，思想改良本就难。理学从二程到朱熹，磨了两百年；心学从明中到如今，也走了两三百年。急不来啊。”
    徐煒心里清楚。
    从晚清到后世，儒家的转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两百年。指望这群学者在一个月里拿出方案，確实不现实。
    “算了，靠他们成不了事。”徐煒摆摆手，拿起笔，在一张洒金宣纸上写下几行字。
    墨水滴落，晕开了思路：“有了——”
    曾柏愣住了。
    这几句话没有引经据典，没有弯弯绕绕，直白得像大白话，却字字千钧。
    他捧著纸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忽然明白过来一一陛下要的不是考据严谨的学问，而是能一针扎进人心的共识。
    “统一”是根基，坚持魏国统一。
    不管是华人还是土著，谁都不想再內乱打仗，这两个字能稳住八成的人心。
    “復兴”是念想，让老百姓觉得汉人不比洋人差，恢復汉唐时期的强盛，鼓动民心，尤其是治治那些读书人的崇洋媚外。
    “领先”是目標，给国家找个方向，以超越洋人为方向。
    “法治”管规矩，告诉所有人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；“公正”“公平”安人心。
    暹罗的僧侣怕被汉人欺负，华人商贩被土著刁难，在法律上人人平等。
    “忠君”是给大前提；“爱国”是给百姓立根；“仁爱”则能裹住各民族的信仰：
    佛教讲“慈悲”，回教讲“行善”，儒家讲“仁恕”，都能往这两个字上靠。
    徐煒看著曾柏，缓缓道：“別让他们吵了。就按这个来，编进课本，让学堂里的娃娃天天背；写进告示，贴满城乡的墙；刻成石碑，立在县衙、码头、寺庙门口，就算是暹罗的大寺里也得立。”
    “所有的报纸，每周都得用半版讲这九个词，怎么解释都行，只要不离谱。
    茶馆里的说书先生，也得把这九个字编进话本，怎么通俗怎么来。”
    曾柏连忙躬身：“老臣遵旨。”
    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又问：“那这些学者们————”
    “让他们先贯彻理解，明白了之后，再进去编教材。”
    徐煒淡淡道，“告诉他们，不管引《论语》还是《圣经》，不管讲孔孟还是苏格拉底，最后都得落到这九个词上。编得好的，赏；编得不好的，罚去抄这九个字，抄到懂为止。”
    曾柏应声退下，书房里又恢復了安静。
    徐煒走到窗前，望著外面浙淅沥沥的雨。
    雨点打在芭蕉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低声诉说。
    他知道，这九个词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但至少，它给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，找了根能攥在手里的韁绳。
    雨雾中，远处的钟楼传来晨钟，“当—当——”的声响穿透雨幕，在新京的街巷里迴荡。
    徐煒想，或许再过十年，二十年，当街头的孩童都能背出这九个词，当码头的苦力都知道“忠君”“统一”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
    到那时，这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才算是真正的魏国。